笔者在关于冯友兰第二组和第三组形而上学命题的讨论中，把气定义为一种特殊的理，即极广理，进而定义为论域。

伯阳父曰：‘周将亡矣。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

这里的不敢复言灾异特别值得注意，意味着董仲舒苦心建构的灾异说的自我解构。这个权威的存在显然不可能属于世俗界，因为圣人已没，世俗界的最高权威就是皇权帝国的君主。他说：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一）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 既然汉武帝自己不满政治现状，承认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2、天理：分予 程颢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7]，其实，天理观念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先秦儒家。孔颖达也说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都是非常突出为政治国。

作者：陈来，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进入 陈来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学》 。（三）、《大学》的时代 《大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三纲领、八条目，特别是八条目里面所讲的，从修身到平天下这个连续的论述，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就有类似的思想。杨简说孟子道性善，孔子说心之精神是谓圣，可见心未尝不正。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与《学记》进行对照，我们往往会比较狭义地理解大学之道，认为大学和大学之道仅仅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育之道，主要是讲教育思想。因此，我们今天要更好的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对明德的论述，进一步阐述阐扬《大学》里面的明德说法，让它为我们今天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

程颢先作了改本，《二程集·程氏经说》里就有一篇文章叫明道先生改订《大学》。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这是很明白的。程颐也对《大学》作了改订，与程颢的改本也有所不同。君子之道四，中心讲的就是忠恕，忠恕是什么？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所以，这有它的时代必然性。像我们讲的大学之道到此谓知之至也，把它分为了第一章。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三、《大学》的思想与诠释 首先，《大学》的问题意识和问题的重点。

因此，不能说理学家只是为了迁就他们自己的义理做了这样的解释，从文献学和文本内在逻辑来讲，这个调整也有其合理性。与《大学》同在《礼记》中的《学记》篇多次提到大学这个概念。

《大学》主题的问题意识、理论重点在历史上的变化，从为政、诚意，到格物，再到致知，可以说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脉络。朱熹把他所做的改本《大学》编入四书，《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这在南宋以后经典的历史上，和儒家思想的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学》的地位在当时变得很重要，因此研究它的人就很多。杨简是陆九渊的大弟子，因有朱陆之争，所以他反对朱熹的讲法，也反对朱熹所根据的二程的说法。郑玄说《大学》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他前面那半句话可能是错的，可是后面那半句话应该是正确的，认为《大学》重在讲为政的方面。第一个不完整的是它后面阐释的部分主要阐释了八条目的部分，没有阐释三纲领。《大学》原文讲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其次，《大学》格物论的诠释。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这个讲法，来有招引的意思，是说你对善了解得深，就能招引来善的东西，你对恶了解得深，就能招来恶的东西。明德是中国的古老思想，在周代出现非常多，而讲明明德的不是很多。

二程认为这个文本如果我们求全责备的话，其论述并不完整。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笼统的说，《大学》的时代应该是在战国时代，因为它的思想与战国时代的儒学很多讲法都是一致的。

我们说郑玄论是一种感通论的讲法，但是李翱是一种养心论的讲法，所以他对格物和致知的解释都伴有佛教的色彩。郑玄注释格物说格，来也。

这样的话，《大学》、《中庸》的作者都是子思，两者的关系是一经一纬。《大学》思想的重点何在，哪些思想是重要的，哪些概念是重要的，上面论述了很多。虽然少见，但是它跟历史上六经古籍里面各种有关明德讨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和《中庸》里面讲的忠恕之道是一样的，《中庸》里面讲子曰：忠恕违道不远，什么是忠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哪四道呢？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朱熹这个讲法是一个新的自觉，以前明道的改本、伊川的改本没有明确提出经传之分，所以两部分的关系就没有说得那么清楚。所以，以前有学者也提出来，《大学》所讲的这些君子的絜矩之道等等都是针对民来讲的，因为它是放在治国平天下、治民这个框架下来讲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修身，它包含着治国理政。

格，至也吸收了李翱的讲法，当然来也好至也好，在训诂学上都是有根据的，不是哲学家的编造。明代郑晓《古言》上卷引三国虞松的话说贾逵之言曰‘孔伋穷居于宋，惧先圣之学不明而帝王之道坠，故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虞松引东汉贾逵的这个说法，在明代中后期引起较多讨论。

如果说具体在战国的前期、中期还是晚期？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对于修身的重点，宋人又把它放在格物上，这也可以看出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对《大学》的理解，从宋代开始，几百年里面都把《大学》文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重点放在格物上。

汤之《盘铭》是讲新、日新，如果是亲民，这个亲字跟后面汤之《盘铭》曰里面讲的就不能对应。因为从北宋以后，受到二程和朱熹改本的影响，大家都不用这个古本，更多都采用改本。因此，穷理说成为这个时代士大夫的基本功夫论，有它的必然性，它要提供给所有的士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的工夫基础，就是格物穷理。这个结论的得出，当然是吸收了我们近四十年来或者更长时间以来考古学关于古文献的发现带给我们对古书新的认识。

再后从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到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这是第四章，是解释修身齐家。刘宗周对宋代以来讲《大学》的各种文献是有所不满的。

因为《大学》从历史上来讲，它的政治论的讨论没有什么特别的争议、论辩，《大学》文本的思想引起讨论和论辩最多的，还是格物。这个道德修养的意义还是很清楚的。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不再认为《大学》的成书时间是在秦汉或者汉武帝时期那么晚，而是认为《大学》应该是战国时期儒学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因此他们认为古本《大学》的那些缺陷可能不是我们直观上所认定的那种缺陷，如三纲领好像没有相应解释，其实是有的，只是它被错简错到后面去了。